墙外的斯宾诺莎（之三）：我们的弟兄 ｜ 圣地三十年手记

独角兽导读

《圣地三十年手记》是张平教授的散文作品集。最初是《圣地八年手记》，后来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

结合在以色列长年生活经历和学术研究，《圣地手记》（简称）贡献了了解以色列及犹太人世界的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文化趣味的不二选择。

作品集分七个部分：人物记、风土记、政情记、战火记、问学记、智慧记、顿悟记。未来，将在“平行逻辑”公众号，陆续发表。集子还未出版，能抢先阅读者，不可谓不是一种福利。

墙外的斯宾诺莎（之三）：

我们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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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2月的一天，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斯科普斯山校园内，历史学家约瑟夫·克劳斯内尔教授（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的叔公）做了一场有关斯宾诺莎思想的学术报告。在报告结束时，克劳斯内尔突然一改学者平静客观的常态，像一个古代的先知那样激情澎湃地宣告：

向着斯宾诺莎，我们承认他的同胞们对他的巨大冒犯，也承认他对他的同胞们的非同小可的冒犯；在他诞辰三百年之后，从斯科普斯山顶，从我们的小圣地——希伯来大学，我们呼唤：驱逐令在此被取消了！犹太教对你犯下的罪过已经抹除，你对犹太教犯下的罪过也已经得到了忏悔。你是我们的弟兄！你是我们的弟兄！你是我们的弟兄！

问题在于：由荷兰阿姆斯特丹葡萄牙犹太教会堂的长老会发布的驱逐令，希伯来大学的克劳斯内尔教授有什么资格取消？

犹太人原本是一个宗教概念。在斯宾诺莎的时代，一个人信奉犹太教，是某个犹太会堂的会众，就是犹太人。一旦离开那些会众，无论是改宗其他信仰还是因故被驱逐，都会丧失犹太身份。所以对当年的阿姆斯特丹犹太社区来说，墙外的斯宾诺莎不仅不再是一个信徒，而且根本就不再是一个犹太人。

在斯宾诺莎诞辰一百年之后，德国诞生了一位名叫摩西·门德尔松的犹太思想家。他发动了犹太启蒙运动，把犹太人从宗教经典的藩篱中带出来，走进了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新天地。不过，大概是吸取了斯宾诺莎被驱逐的教训，门德尔松一面推动犹太人的西化，一面在生活中严守犹太教法教规，不给拉比们找他麻烦的机会。结果，与斯宾诺莎以他的哲学思想变革了西方哲学却对自己的同胞毫无影响不同，门德尔松的启蒙运动在犹太人中间广为传播，产生了大批西化的世俗犹太人。这些人除了血缘关系之外，与传统的犹太人几乎没什么共同之处，其中很多人干脆放弃了犹太身份认同，希望与当地的主体民族完全同化。

荷兰著名画家伦勃朗：《会堂中的犹太人》

图片来源：网络。

又过了大概150年，20世纪初，法国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一个完全认同法国的炮兵上尉，仅仅因为其犹太血统，便被诬陷为德国间谍。这一事件打破了欧洲犹太人的同化梦，犹太复国主义由此诞生。

犹太复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而民族的概念与宗教井水不犯河水，于是那个“信犹太教才是犹太人”的千古信条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力几乎全部是世俗犹太人，他们对宗教权威的挑战几乎是本能性的。

克劳斯内尔“你是我们的弟兄”的呼唤，正是在这股犹太身份从宗教转向民族的历史洪流中涌现出来的。

更何况，斯宾诺莎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还有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关系。

在他的代表性哲学名著《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指出：

的确，如果不是他们（犹太人）的宗教的基本教义使他们丧失了勇气的话，我是可以毫不犹豫地相信他们有朝一日会重建他们独立的国家的，而上帝也会再次选择他们，当然这需要合适的机遇，但世事恒变，机会总会有的。

斯宾诺莎并没有提出完整的建国方略，但他以一个思想家的敏锐，准确地把握了两个重要的历史方向：其一，犹太人有机会，也有能力复国。其二，要复国，必须打破犹太教的束缚。

因此，很多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把斯宾诺莎看作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源头。有些人甚至是因为读了斯宾诺莎这段话才走上复国的道路的。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更是称斯宾诺莎为“第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1953年，这位总理发表了题为《让我们改正历史错案》的文章，公开呼吁取消驱逐令，翻译、出版、并学习研究斯宾诺莎的全部著作。他同时表示，斯宾诺莎被犹太教放逐并不影响他的犹太人身份，就像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放逐并不影响他的希腊人身份一样。

在一次采访中，本·古里安进一步对斯宾诺莎被驱逐一事表达了不满。他指出，犹太人的创造力在流散期间处于停顿状态，犹太教致力于反复解释原有的经典，却没创造出什么新东西来，

如果我们中间出现了创造性的天才，我们立刻就会跑去指责他。十七世纪，在现代复兴的初期，伟人巴鲁赫·斯宾诺莎在我们中间出现，他伟大的思想比天还高。而我们干了些什么呢？我们把他赶走了！我们把他的智慧拱手送给了别人，他的深刻思想只能用外语来表达。

这段话是本·古里安民族思想的精彩表述。在他看来，民族大于思想。民族的好处，在于可以形成一个兼容并蓄的共同体，而不是像宗教那样用一种教条去禁锢人们的思想。这种思想自由使得民族可以最大限度地留住人才，也能最大限度上发挥人才的创造力。与此同时，他把民族之间的竞争看作是对人才的争夺，一个民族留不住自己的人才，就是把智慧白白送给了别人；而仅仅是为了思想见解的不同就把人才赶走，则更是愚不可及的行为。

同一年，以色列首席拉比以撒·赫尔佐克裁定斯宾诺莎的著作不属于禁书范围，任何一个犹太教信徒都可以研读。

然而这一切都不能说明当年那份驱逐令已经被撤销。

在宗教事务上，犹太教权力机构从不承认世俗权力机构的权威。因此，无论是教授还是总理，有关取消驱逐令的说法只能算是一种呼吁，并无教法效力。犹太教也没有天主教那样的统一的宗教权力，各地拉比法庭的地位是平等的，以色列首席拉比也无权干涉阿姆斯特丹拉比法庭的裁决。因此，就在克劳斯内尔充满激情地高呼“你是我们的弟兄”的现场，犹太教神秘主义研究大师盖尔逊·疏兰姆就嘲讽地说：“我们的弟兄？说得跟真的似的。”

不过历史的演变，人类的进步，早晚会在每一个角落里留下脚印，犹太教也不例外。1992年，罗马教廷宣布为伽利略平反，无形中给阿姆斯特丹犹太会堂带来了压力。2012年，一名会众正式向会堂现任拉比托莱多诺提出了撤销斯宾诺莎驱逐令的动议，理由是：要尊重现代文明有关言论自由的普遍价值观。至此，会堂已经无法再回避这一问题。拉比托莱多诺仿效罗马教廷的做法，邀请四名斯宾诺莎研究专家，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研究斯宾诺莎的平反问题。2013年7月，根据专家们的意见，拉比托莱多诺作出裁决：斯宾诺莎的驱逐令不予撤销！

斯宾诺莎名著《神学政治论》第一版封面。

图片来源：网络。

应该说这一决定并非犹太教单方面的决定，咨询委员会的四名专家都是现代学者，他们是以专业和学术的态度来审视这个问题的。保留驱逐令的主要理由有三个：

首先，阿姆斯特丹现任犹太法庭无权取消三百年前的驱逐令，因为在犹太教中，要推翻前任法庭的律法裁决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现任法庭人数多于前任法庭。其二，现任法庭比前任法庭更有智慧。而由于驱逐令相关资料的欠缺，这两点都无法证明。

其次，言论自由不适用于宗教法庭。拉比托莱多诺在裁决中特别指出，犹太教并不认同一般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因为宗教有其不可违反的教义，教徒不可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斯宾诺莎后来的言行表明他完全否认犹太教的基本原则，因此将其驱逐出教并不过分。在这里，“言论自由”只能限于允许教徒研读斯宾诺莎的著作，而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许可。此外，从常理上看，现代言论自由指的是限制公权力对言论的干涉程度，教会并非公权力，不受这种限制。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取消驱逐令可能会违背斯宾诺莎本人的意愿。正如我们在上一篇所说，斯宾诺莎对驱逐令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他一生中从未忏悔，也从未要求取消驱逐令。他死后葬在非犹太人公墓，表明他至死都未曾有过回归犹太教的意图。与此相关的另一点是，犹太法庭只有在被驱逐者表示忏悔的情况下才能取消驱逐令。因此，犹太法庭没法取消，斯宾诺莎不想取消，讨论该不该取消似乎是一件多余的事情。

此外，咨询委员会也认为斯宾诺莎与伽利略情况不同，伽利略并未全盘否定天主教的基本教义，他只是在一个具体的地心说问题上与当时的教廷发生了分歧。当教廷观点改变之后，平反就是可能的。而斯宾诺莎基本上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犹太教是无论如何不会同意他的观点的。

驱逐令继续有效，并不表明有关斯宾诺莎公案的争论在犹太人中会得到平息，恰恰相反，它表明这一争论将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宾诺莎驱逐令之争反映了现代“犹太”概念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犹太民族的概念已经成形，犹太教不可能再在这个问题上一手遮天；另一方面，犹太教的历史影响力源远流长，不可能从犹太身份中简单抹去。因此，民族与宗教的共存于冲突将始终在“犹太”概念中存在下去。

张平   2021年12月916日星期四 于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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